三

　　就納粹大屠殺研究范式轉(zhuǎn)變對南京大屠殺研究可能的啟示而言，過去20年的許多研究成果擴大了我們對誰是納粹屠殺受害者以及相關犯罪的理解。毫無疑問，猶太受害者是納粹屠殺研究所關注的中心，但是很多研究也聚焦在范圍廣泛的非猶太受害者上，他們也是由于納粹意識形態(tài)而慘遭迫害的。就那些自1933年以后在德國遭迫害和被屠殺的受害者而言，集中營的政治受害者直到最近才成為持續(xù)研究的關注對象。歷史學家尼古拉斯·瓦赫斯曼（Nikolaus Wachsmann）博士有關1939年前集中營的研究就是一例。其對第三帝國自身犯人的開拓性的研究擴大了我們在制度上和個人兩個層面對納粹恐怖的理解。(22) 其他集中營的受害者包括少數(shù)派宗教團體、同性戀者及其他形式的“社會局外人”，如“害怕工作的”或者“不正常的”因而不被第三帝國認同的“種族社團”所接受的人。(23)

　　在納粹種族政策的外國和非猶太人的受害者中，主要的群體有蘇聯(lián)戰(zhàn)俘，其中有330萬人被納粹政權以各種方式屠殺。還有大量的強迫勞工，大約有1200萬來自歐洲占領區(qū)的戰(zhàn)俘和平民被迫在惡劣的條件下，在第三帝國的田野、工廠、礦山和建筑工地勞動。(24) 此類研究越來越多的與德國對東歐占領的研究聯(lián)系在一起，而納粹德國對東歐的占領顯示其侵略活動根植于殖民式的野蠻征服和剝削的理念中，在實踐中這又導致了身為殖民征服對象的全體民眾的駭人聽聞的經(jīng)歷，而不是過去所認為的只是其中的某些成員的體驗。

　　那么，上述研究成果對我們研究南京暴行有何啟示？比較研究顯示，這兩個事件在很多關鍵方面存在著很大的差異。盡管如同納粹大屠殺，南京暴行也發(fā)生在戰(zhàn)爭的狀況下以及發(fā)生在被占領的背景下，但南京暴行具有殖民地的屠殺特征而非種族滅絕的性質(zhì)。其缺少希特勒《我的奮斗》一書中所勾勒出的種族滅絕的想象以及大規(guī)模謀殺的計劃，而這使得納粹大屠殺具有了真正的種族滅絕的性質(zhì)。然而，盡管這些重要的比較可能起到強調(diào)兩者之間的根本差異的作用，但是納粹大屠殺歷史研究的演變同時顯示了更具體的比較研究的可能性。因此，下面幾個問題值得研究者關注。

　　首先，關于意識形態(tài)以及我們?nèi)绾卫斫馑?。如果人們狹隘地理解意識形態(tài)的概念，即在某一制度鼎盛時期由政治家或領導人所表述的綱領性的意圖聲明，并由此影響著民眾的行為，那么，顯然在日本的殖民計劃中幾乎沒有使大屠殺成為戰(zhàn)爭必然結果的主觀意圖。然而，如果我們廣義地理解意識形態(tài)，即將其視為系列的文化規(guī)范，或是系列廣泛存在并嵌入日常詞匯中的價值觀和信條，并被復制為在一個社會或是構成社會的群體中占主導地位的更為廣泛存在的系列思潮，那么將兩者進行比較研究的可能性就立刻出現(xiàn)。

　　近年來許多有關第三帝國的研究顯示，除了納粹領導層的根深蒂固的反猶主義信條外，第三帝國的主要機構和社會的系列意識形態(tài)信念，包括民族主義、殖民主義和更為普及的種族主義構造了許多德國人愿意參與納粹罪行的條件。(25) 換言之，正是對納粹屠殺中“作惡者”的研究——其關注的重點不僅在發(fā)起人，或“策劃者，而且在普通的參與者”——這一范式開啟了與南京大屠殺進行比較研究的廣闊空間。

　　納粹屠殺的受害者不僅僅是猶太人的這一事實意味著歷史學家必須考慮普通德國人參與暴行的其他動機。就民族主義而言，許多研究德國對東歐占領的學者注意到德國占領軍的殘忍行為不僅僅來自納粹的意識形態(tài)，而是來自更古老、更傳統(tǒng)的對這些現(xiàn)在被征服的國家和民眾源自民族主義的敵意。(26) 這在德國對南斯拉夫的占領中表現(xiàn)得尤為明顯。在那里執(zhí)行大屠殺的主要人員并非來自納粹黨衛(wèi)軍，而是德國的正規(guī)部隊。(27) 許多占領軍實際上是奧地利的德國人，在1918年之前他們是奧匈帝國的臣民，他們對塞爾維亞人有著根深蒂固的成見，認為塞爾維亞人在奧匈帝國解體方面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他們的這一態(tài)度由于德國部隊指揮官的煽動而得到進一步的強化。他們提醒士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中有大量的德國人在塞爾維亞被打死，并強調(diào)進行報復的必要性。特別是在德國正規(guī)軍中，對這些被占領土的負面態(tài)度早在納粹德國出現(xiàn)之就已存在（至少開始于1912－1913年的巴爾干戰(zhàn)爭）：所謂的易激動、背信棄義和殘忍的“巴爾干心態(tài)”作為一種信條廣為傳播，這使得生活在那里的居民與德國人相比成為低等文明的民族，反過來，這又允許德國人在戰(zhàn)爭和占領方面應用不同的道德標準，其結果是眾所周知的。

　　在許多殖民屠殺中，也出現(xiàn)過類似的情況。民族主義的心態(tài)和認同導致了受害者和加害者之間共有的人性感的降低，這反過來又使得加害者實施非人道的暴行時變得心安理得。毫無疑問，這一情況也適用于日本。因此，需要對日本民族主義進行更多的和系統(tǒng)的比較研究。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社會是如何想象中國和中國人的以及在此期間這些對中國人的描述是如何被普通日本民眾內(nèi)在化的，更多相關的細節(jié)研究將增加我們對那些隨意屠殺毫無防御能力、放下武器的士兵和平民的日本士兵的理解。(28)

　　這里特別有意思的當然是屬于日本軍隊的民族主義文化的性質(zhì)。日本軍隊的各個等級是如何看待中國人的，這一“知識”是如何傳遞給普通日本士兵的？如同第三帝國時期的德國士兵那樣，日本士兵是否也每周都接受意識形態(tài)的教育？有關中國人及其他被日本殖民主義征服的民族的負面形象是否在為日本軍隊而發(fā)行的報紙或其他載體上傳播？這些細節(jié)都是未來比較研究的重要內(nèi)容。與此同時，應該強調(diào)，即便是像20世紀前半葉日本這樣的軍國主義社會，軍隊及其價值觀無法脫離，或是超越整個社會，而是傾向于吸收和反映更為廣泛存在的社會心態(tài)。畢竟，相同的軍國主義價值觀當時在德國也很流行，許多德國士兵在30年代參軍前就通過學校、青年社團甚至教會而被民族主義文化所社會化。換言之，軍隊并非是向其成員傳播民族主義或軍國主義的價值觀的唯一機構。從這個意義上說，對日本民族主義的研究需要擴展到更寬泛的社會層面，而非僅僅是那些直接參與南京暴行的組織本身。

　　更具體地說，納粹屠殺的土壤不僅僅是民族主義思潮，還包括更為具體的殖民文化和種族傲慢。許多相關研究聚焦于德國殖民地的出現(xiàn)，特別是19世紀末的殖民地，并強調(diào)，盡管與其他歐洲列強相比德國得到了相對少的殖民地，而且擁有殖民地的時間也相對短，但是殖民地的經(jīng)歷以及種族上的“他者”對于德國如何看待自己及其與外部世界的關系在方式上的轉(zhuǎn)變卻是至關重要的。(29) 盡管并非殖民地經(jīng)歷的所有方面都不可避免地將德國推向殖民地暴力的方向——最明顯的是，許多德國人對非洲的感覺是強烈的異國情調(diào)及殖民地臣民總是有能力使人著迷和令人厭惡——但優(yōu)越感和輕蔑的態(tài)度越來越流行。殖民的使命幾乎總是為“文明開化”之類的花言巧語所掩蓋，在這類話語中，征服帝國被描述成為被征服民族的利益而不是征服者的利益在不懈努力；德國對東方的覬覦在19世紀末變得越來越顯著，而且越來越多地與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及反猶主義（1918年后）融為一體，這又由于根深蒂固的信條，即波蘭人、俄國人及其他東歐居民為劣等民族而得到進一步的強化。所有這一切都為諸如希特勒式的更為激進的帝國模式的出現(xiàn)提供了土壤。它還灌輸了種族傲慢和優(yōu)越感，而戰(zhàn)爭中涉及屠殺和其他暴行時，此類感覺又降低了許多人的道德防線。

　　考慮到在20世紀初日本殖民主義的原動力，進一步比較日本人在殖民想象中的種族“他者”的位置是非常有意義的。畢竟南京大屠殺不是發(fā)生在殖民占領的初期，而是在長期的殖民擴張背景下發(fā)生的——對臺灣、朝鮮和東北的占領是這一進程中最明顯的標志。在日本的戰(zhàn)爭行為背景中，南京大屠殺的種族因素也不是唯一的：人們只需想一下數(shù)以百萬計的朝鮮人作為強制勞工不僅在朝鮮半島而且在日本占領下的東北和日本本土，在駭人聽聞的惡劣條件下進行勞動就可以理解這一點。日本人在南京的行為受到更為復雜的心態(tài)所支配，在此種心態(tài)下，日本與其鄰國民眾的關系被以某種方式所設定，在實踐中，這種方式往往導致野蠻的結果。

　　其次，如果民族主義、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的心態(tài)提供了比較研究的起點，以及解釋南京暴行的基本因素的話，那么，殖民占領實踐問題和事件背景則提供了下一步的研究方向，它們之間的聯(lián)系就是殖民主義本身。這也是研究者需要關注的另一個問題。殖民主義不僅僅是對業(yè)已征服或計劃征服的其他民族和領土的系列描述，而是系列的實踐活動，這些活動涉及日本將其統(tǒng)治強加在“他者”身上，并往往具有殘忍的結果。如同大多數(shù)殖民主義一樣，日本的殖民主義也存在暴力行為，既有小規(guī)模，也有更大規(guī)模的，并以瞬間爆發(fā)和始終存在的文化支配和壓迫的兩種形式出現(xiàn)。相對于納粹德國對東歐的占領，日本在亞洲大陸的殖民時間更長，因而，可能的影響也更深。這使得直接的比較略有困難。

　　然而，殖民占領涉及行為的習得，不僅僅牽涉?zhèn)€別聯(lián)隊，而且包括日本陸軍的全體。它早期的殖民地經(jīng)歷積蓄了大量相關知識，其后的殖民冒險可以從中汲取所需。盡管在占領初期或鎮(zhèn)壓臺灣的殖民反抗時的暴行（如西來庵事件）或鎮(zhèn)壓朝鮮1919年3月運動時的暴行也許只能與南京暴行進行泛泛的比較，但是1929年日本對朝鮮學生游行的暴力鎮(zhèn)壓以及1931年的軍事管制可能導致一種制度文化的出現(xiàn)，在這一制度文化中，殖民地空間范圍內(nèi)潛在的混亂問題將會遇到極端提升的暴力回應。1931年日本侵占東三省后，對東北義勇軍及東北抗日聯(lián)軍的“討伐”行動使人們能夠得到更具體的相關聯(lián)系?？紤]到反游擊戰(zhàn)在日本的“綏靖滿洲國”的行動中所占的中心地位，了解在多大程度上日軍在南京屠殺脫下軍裝的中國士兵是受到對游擊戰(zhàn)的恐懼的影響是很有學術意義的。這里沒有任何為日本人的行為開脫責任的意思，而是探討日本人在1937年的行為是如何受到早期殖民占領經(jīng)歷的影響，特別是在先前遭遇抵抗方面的影響。德國占領東歐的文化中也有類似情況，在那里“反游擊戰(zhàn)”成了包羅萬象的術語，它涵蓋了對真實的和想象的游擊隊的綏靖與謀殺；在那里，所有合法與非法的軍事暴力的界線意識都被極大地侵蝕，并最終完全消失。